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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方對話（Quad）將檢驗以印度為中心的供應模式”，這是印度《經濟時報》3月12日Quad線上會議後刊發文章的標題。

當天，美日印澳四國領導人蔘加Quad線上會議，成為該機制建立以來的首次首腦峯會。

此次會議上，除了重彈“自由開放印太”的老調，以疫苗增產為代表，強化產業鏈供應鏈彈性也是受人矚目的優先議題。《經濟時報》所言的“以印度為中心的供應模式”，實際上是指四國計劃在疫苗生產上深化供應合作，以此平衡中國的“疫苗外交影響力”。

具體而言，美國負責疫苗研發，日本、美國、澳大利亞共同為相關計劃注資，而擁有全球最大疫苗製造能力的印度將負責疫苗生產。儘管Quad宣稱的生產協作計劃目前僅涉及疫苗，但四國完全可能按照這一分工，向其它領域推進產業鏈供應鏈協作，促成“擺脱對華依賴，以印度為製造中心”的新印太地緣經濟戰略框架。

事實上，特朗普政府提前解密的《美國印太戰略框架》，早就計劃以安全與經濟“雙輪驅動”方式推動落實“印太”戰略，但是由於四國政策分歧、利益分化，再加上目標模糊、缺乏抓手，導致“印太”框架下的產業經濟議程長期滯後于軍事安全議程。此次Quad峯會之所以不同凡響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其以“疫苗合作”為支點，聚焦產業鏈供應鏈問題，並明確突出印度潛在製造中心的地位。

那麼，印度真能為這曲推拉不止的“對華切割替代”探戈畫上休止符嗎？

Quad線上會議（資料圖/ANI）

一、印太戰略謀求“雙輪驅動”

遏制中國的地緣經濟影響力是“印太”概念成型的關鍵——防止中國崛起為印太地區主導性經濟力量和單一基礎設施供給者。

然而，長期以來“印太”框架下Quad等活躍多邊協調機制幾乎完全由軍事安全因素主導，同一時期經貿倡議，如亞非增長走廊（Asia-Africa Growth Corridor) 、印太經濟走廊（Indo-Pacific Economic Corridor）等，則因缺乏實質進展而乏善可陳。軍事安全議程推進長期快於經濟貿易議程的現象表明，“印太”戰略未能通過“雙輪驅動”實現全面發展。

造成兩者“温差”的原因在於政策邏輯自洽與否。

儘管澳、日、印等國出於自身軍事安全訴求考量追隨美國，以較低成本在“印太”框架下形成合力，實現遏制、對抗中國的目標。然而，不可忽視的是，上述國家均對華保有不同程度密切的經貿聯繫，因此很難在維護各自經貿利益的過程中對華採取一致立場，遑論完全排斥中國並做到徹底切割。

因此，在“印太”框架下，軍事安全領域議程因政策邏輯自洽而進展較為順利，但地緣經濟則因政策邏輯自相矛盾而遭遇重重掣肘，進展總體滯後。

然而，“雙輪驅動”2020年以來似乎獲得突破。

在軍事安全方面，Quad升級至部長級對話以後，最近又進行了首次領導人峯會；美日印、日澳印、美澳印等小多邊機制也陸續產生或升級；澳大利亞2020年11月加入馬拉巴爾海上軍演機制，表明美日印澳對華防務協調已達空前水準。

而在長期滯後的經濟貿易方面，上述國家除針各自對中國推出“脱鈎”、“斷鏈”政策外，還在基建、數字、產業等領域通過“藍點計劃”“清潔網絡”“彈性供應鏈”“繁榮網絡”等倡議對中國進行合圍施壓。

上述國家敢於放手對華施壓示強、“印太”地緣經濟議程在2020年得以突破，原因並非相關國家對華依賴已大幅降低，更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對華極限施壓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，導致相關國家產生政策衝動：

一方面，特朗普力度空前的極限施壓政策，客觀上鼓動日、印、澳等國“追隨”美步伐對華實施經貿示強，使它們能夠在確保中國反擊風險較低後，採取“搭車”戰術攫取各自所需利益，換取美國戰略回饋。

另一方面，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中國爆發，不僅向相關國家揭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依賴中國的潛在威脅，更使它們產生在經貿領域趁疫情之機聯手施壓、合圍敲打中國的政策衝動。

二、印度與印太地緣經濟戰略框架

在主要“印太”國家中，印度常因地位特殊而扮演關鍵角色。

在軍事安全領域，美國早已通過雙邊條約和日本、澳大利亞結成軍事聯盟，因此“印太”戰略的軍事安全基石並非是以美國為中心，同時輻射日、澳、印的典型“輪轂-輻條”聯盟結構，而是以美日澳為戰略發起方，以印度為戰略接受方的“3+1”結構。

因此，“印太”軍事安全安排的路徑選擇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印度的選擇。只有印度積極配合美日澳推進實施“印太”戰略，美國才有可能以Quad為基礎建立印太地區基礎安全架構。如果印度始終恪守戰略自主，在中美之間保持等距離外交，則“印太”軍事安全安排就會因無法突破美國現有聯盟體系而毫無新意。

自恃為關鍵“+1”因素，印度決策層此前長期懷抱“好處照單全收、代價儘量逃避、騎牆待價而沽”的機會主義心態。印度決策層長期認為，美日澳為遏制中國理應且勢必扶植拉攏印度，因此無需表現得過於積極主動，只需附和表態即可達到最佳效果。

在印度決策層看來，這種消極合作、靈活響應、若即若離的策略，一方面能充分放大自身“+1”的特殊優勢地位，撬動美日澳儘可能多的資源扶植，另一方面也能維持一定戰略自主性，並標榜與美、日、澳並非沆瀣一氣，以此保留對華協調甚至爭取讓利的可能性。這種“兩頭下注”心態使印度態度遊移不定。